从景区运营方角度看，翁丁老寨烧毁，烧毁的是一个旅游景区，建设、运营投入了大量成本，需要重建，尽快恢复营业，来弥补损失。
从翁丁村民角度看，根据佤族人拆旧屋建新屋的习俗，旧屋损毁，重建新屋，本身是一种带有迎接好事的象征。重建家园，理所当然，这既是佤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是佤族文化依然存活的有力证明，也是每一个受灾者最朴素的愿望。
从传统村落活态保护角度看，如果村民根据他们的习俗和信仰做出重建安排，也需要尊重。这是他们的社区，他们应该有权决定如何建设他们的家园。
翁丁老寨，同是云南省级非国有文保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修正)》第二十二条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但是，因特殊情况需要在原址重建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需要在原址重建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
国际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于1964年颁布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威尼斯）对古迹遗址的原真性的要求，禁止复原重建。
1996年《关于文化遗产原真性的奈良宣言》将古迹的真实性判断标准从古迹遗址的建筑本体，扩大到文化价值体系，认为遗产的真实性不局限于实物形式，也包括其所承载的文化形式的真实，这也是能尽可能保护文化遗产完整性。
丽江古城地震前已列入申遗候选名单，地震重建后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大明宫国家遗址根据“整体性保护”原则，进行国家遗址公园建设，也成功申遗。
意大利的五渔村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2011年大洪水，峰值140毫米/小时以上的降水在5个小时内达到500毫米，五渔村中的Vernazza村是五条村里损毁最严重的村，200 万立方米杂物掩埋了主干道近3米高，村中建筑底层全部被毁，当地耗时两年多才完成恢复重建（Incinqueterre 2011)。
重建过程中，景观设计团队从历史、自然（植物学）、景观、生产/土地、社会等多方面对五渔村的价值进行研究后发现，五渔村的传统农业以梯田种植葡萄和橄榄树为主，但二战之后，直到2000年，随着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曾在1970年代遍布五渔村区域内的梯田逐渐消退，被未开垦的绿色植被取代。典型的农业梯田逐渐被放弃，千亿球友会植被减少，导致该地区的水文地质不稳定，以致2011年大洪水造成泥石流，带来巨大损失。
五渔村灾后重建的成功经验在于，来自不同领域、具有不同技能的行动者，参与了前期研究和规划设计全过程。这些参与者包括领地居民、经济参与者、政府管理者，“他们都是五渔村文化遗产的真正管理者（D’Onofrio and Trusiani 2018）”。不论本地村民、外来生意人，还是国际游客，都是五渔村文化遗产修复的共同参与者。只有这样，才能从景观、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效率多方面，让五渔村在保持原真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成功重建。
多年过去了，当年受灾最严重的Vernazza村火车站旁，依然保留着五渔村众多洪水纪念海报中最大的一副，留存着人们对大洪水以及灾后重建的记忆。这也是五渔村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五渔村灾后重建给翁丁重建带来启示，“原址重建破坏文化原真性”，是相对性的概念，需要放在具体的文化场域中来看。如何完整保留真实的历史记忆，才是决定翁丁村重建有无价值的关键。
国际遗址保护协会原副会长郭聃（2016）认为，现在的遗址重建至少包括5种类型：1.关联如何看待和坚持文物的真实性的重建，这种重建需要“保持全过程的线.纯粹服务于展示需求、提供大众视觉感受和具象理解的考古遗址重建， 做以观念去引导观众的展示，不做永久性展陈，或者用新技术启发观众思考，是这种重建的优势；3.基于社区传统，延续使用社区活态遗产特定的保护和传承方式；4.自认为“恢复”、“再现”、“重生”了历史建筑原物的重建; 5.为服务旅游开发的“打造”性重建。
郭聃认为，最后两种重建，正是目前政绩工程、长官工程，或盲目的文保工程中，最常用到的重建话语。
从翁丁老寨的建筑历史看，2000年前后村民自发的茅草房更新，已开始了“石棉瓦”的现代化探索，旅游来了之后，才被“装修”成到原始部落时期的景观风貌，以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文化震撼，从而带来旅游吸引力。或许这些建筑，原本就是“假古董”。
历史建筑或是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化石”，但文化本身是不断进行再生产的。生出新的嫩芽，文化才能传承创新。
文化是无中生有、从无到有、不断变化的过程，没有哪种文化是一成不变的。佤族的猎头习俗可以废止；具有原始生殖崇拜、女性禁忌的木鼓礼，可以在狂欢节上让佤族女子站在木鼓上舞动；翁丁古寨里的茅草房可以“长出”石棉瓦顶。历史上不断发生火灾、信仰“灭旧火、取新火”的翁丁人，为什么不能重建自己的家园——如果翁丁村真能恢复成翁丁人的家园，而不再是民族风情景区。
从原真性考虑，翁丁老寨景观的历史变迁全过程，才是历史的真实。从完整性考虑，如果翁丁老寨要重建，是恢复成旅游开发前的样式，还是之后统一规划的“原始部落”，还是让返乡的佤族年轻人来决定要住茅草房还是小洋楼？到底哪个“翁丁”，才是真正属于佤族村民的，能真正“浴火重生”的翁丁呢？
传统村落的空心化，不是一夜之间。在开始发展旅游前，翁丁村民也有外出打工者，但佤族人故乡情结重，外出打工一般不会在外呆太久（何燕飞 2017），每年年轻人外出打工会请老人算出好日子，在外打工出了意外，如果医治时间过长没效果，也会回村寻求传统仪式化的方式治疗（杨海源 2016）。翁丁的空心化不太可能是外出打工所致。
从翁丁村2003年至今的发展轨迹可见，首先在城镇化和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传统村落的“标本化”，村庄的基本功能丧失（陈云华 2019），随后才有原住民迁出，在村民和扶贫搬迁的拉锯中，才逐渐完成人村分离。旅游开始后，不恰当的景区化规划和不完善的运营管理，也加速了空心化进程。
人村分离，也是双向流动、出多入少而逐渐形成的。一方面，老一辈佤族村民难以接受没有火塘的新村建筑（杨海源 2016; 唐黎洲 余穆谛 2017），另一方面，年轻一代对住楼房有期待，拍摄《翁丁》时，刘春雨记录了一段游客与当地佤族青年的对话，”佤族青年说，’我们也喜欢住小洋楼啊。……我们也不能一直这么穷下去啊。’”（资料来源：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凹凸镜DOC）村里发展旅游，也动员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到村里来吃旅游饭。“已经回来了五六个，游客来了要有迎接仪式，在部落还有表演，这些都需要人”（王万春 2019a）。
一个活的传统村落，所保留的文化信息有着时间上的完整性和空间上的共时性，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内容，能在时间上以实物或记忆的方式得到完整保留，不同年代的文化印记在村落空间中能同时存在，既得到足够好的保护，也能继续为当下的村民生活服务，并在持续进行的生产生活中，出现新的文化景观。
翁丁老寨的旅游发展，为强化“原始部落”的特质，同时也为“保护性开发”，进行了逆时空的人为打造，将原生态的翁丁村逐渐“风干”成翁丁原始部落旅游风景区。
传统村落完全不同于收藏展示在博物馆中的、单一的实物文物。村落是一个文化生态体，建筑、景观风貌、人文习俗、仪式节庆、社会关系，缺一不可。
传统村落是尚在为人类服务的活的文化，进行旅游发展时，一旦机械化移植，就容易被动地被商业化改写，成为千村一面规划出的“乡村景区”，从而失去文化多样化特质，例如翁丁新村；又或是，经过选择性“摘除”后的以某个单一历史阶段的文化符号进行固化而制成的文化商品，传统村落所承载的活态文化，就如泡在里的文化“器官”一样，逐渐枯萎，直至凋亡，例如翁丁老寨。
从事十八年云南传统村落保护和研究的大理州党史研究室二级调研员陈云华（2019）认为，任何一种阻断和定格历史的方式，来“保护”一种正在延续的文明，都不可取。
发展是硬道理，旅游也没有原罪。翁丁及沧源近20年的旅游发展，证明了旅游的确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高。在文旅融合背景下，通过旅游来保护文化的活态传承和多样性，不仅要解决如何保护，也要解决如何活化利用的问题，尤其是保护和活化的钱从哪里来，谁来保护、如何运营的问题。全国数千个像翁丁这样，受城市发展和旅游经济双重影响，而日益脆弱的传统村落都急需破题。
不论传统村落保护修缮，还是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投入，都需要钱。2010年沧源县为佤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开办佤族文化传习所投入600万元（爱星·西涅, 李开义 2012) 。2017年国家文物局支持400万用于翁丁传统建筑的保护和修缮。2018年，翁丁运营公司预计投资5000万用于翁丁传统建筑的修缮保护（招采网 2018）。这些只是传统村落保护的基础费用，还未将旅游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运维成本考虑在内。
2019年，住建部发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加强贫困地区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大贫困地区传统村落保护力度， 建立贫困地区传统村落保护动态监测管理机制，保持贫困地区传统村落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统筹推进贫困地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把握贫困地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关系，坚持保护优先、民生为本，合理利用贫困地区传统村落文化资源，发展旅游经济，助力脱贫攻坚；同时积极探索建立贫困地区传统建筑认领保护等制度，引导社会力量通过捐资捐赠、投资、入股、租赁等方式参与贫困地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各级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与监督，切实用好各类支持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陈云华认为，云南省正在探索“政府引导、社会参与、村民为主”的保护模式，健全法规体系、建立村民参与机制、搭建专家技术平台、发挥部门联动作用、整合涉农资金、积极探索传统民居产权制度改革、研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捐资、集资、投资等多方式参与传统村落保护。
云南省早在12年前，就为传统村落保护立法，先后出台《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条例》，制定《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体系规划》，云南省历史文化聚落遗产保护体系逐渐完善。
陈云华的研究显示，以大理州为例，全州共有130个村落分5批列入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前4批全面完成档案建立和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共争取中央补助资金2.867亿元，实施了94个村落的基础设施建设，平均每个村258万元。剑川县制定的古城补助标准为：挂牌保护的古院落每户补助4万元，一般保护古民居每户补助2万元，特色客栈每个标间补助1万元，评定为五星标准特色客栈一次性再给予补助8万元、四星补助5万元。剑川县2014年财政预算中500万元的专项保护经费，到第三季度兑付资金300万元，其中，挂牌保护院落完成修复21户兑付40万元、一般民居完成修复22户兑付40万元、临街铺面修复完成10户兑付20万元、特色客栈19户200个标间兑付200万元。
财政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展开的“拯救老屋行动”，就是希望能充分发挥资助资金的杠杆作用，撬动产权人采取个人自筹、亲友拆借、银行贷款、村集体垫付、社会资本参与“五管齐下”的方式出资和地方政府整合资金、资源，社会资金、非资金的公益性投入，力求破解部分文物建筑群众修缮的难题。
陈云华发现，云南保护传统村落的方式主要分为3种模式。剑川县这类获得政府财政支持的传统村落，属于“政府推动、市场配置型”，由政府先投入民居修缮改造等基础设施，村落整治基本结束后，民间资本在市场配置的情况下，介入古村落开发。
第二种是以腾冲和顺古镇、丽江束古镇为代表的“开发商主导型”，由政府以古镇周边商业地产为条件，支持和引导开发商对古镇保护进行投入。
第三种是“村民主导型”，以大理宾川海稍新庄村、德宏州盈江县下猛劈村、临沧凤庆古墨村、怒江贡山秋那桶村、大理州云龙宝丰村、丽江市玉龙县石头城村为代表，以村民自发改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为主，自主发展一、二、三产业，没有开发商和其他社会资本进入，都较为成功，原真性保存较好。
翁丁村之前的情况，目前难以清晰界定，是属于“政府推动、市场配置型”，还是“开发商主导型”。
云南省在2018年已有615个“中国传统村落”，占全国总数近15%，2019年达到709个，位居全国之首。除了沧源佤族翁丁村和维西县傈僳族同乐村为代表的“标本化”少数民族特色村落、大理剑川这样落实法定保护政策落实较好的传统村落外，陈云华认为，云南还有近1000个未列入保护名录和传统村落名录的古村落，面临着整体盲目的拆旧建新、清一色的刷白工程、统一的地面水泥化、墙体彩绘等问题。
文保单位的保护和活化利用，深圳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也在积极探索。龙岗鹤湖新居是广东省级文保单位，也是龙岗客家民俗博物馆的所在地，通过“以租代管”的形式，由政府向业主方支付租金租用建筑，街道负责文保建筑修缮和博物馆日常运营。目前正在尝试社会招募运营方，实现文保单位多方共建、共管和共营。
深圳龙岗区2019年推出《龙岗区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管理办法》。其中两条引人关注：1.第九条第四款，根据专家委员会意见，征求拟公布不可移动文物的产权人意见，符合《物权法》相关规定的，进行公布；2.第十一条，提出“预保护”制度，对新发现的非国有历史文化遗存，如果产权人未同意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的， 经专家论证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通知产权人，列入“预保护对象、由属地街道办事处负责为期2年的“预保护”，2年内未获得使用权的，“预保护对象”自动撤销。 这个“预保护”办法，在充分尊重业主产权的基础上，有效解决了目前很多未定级文物评审过渡阶段，易因没有文物名分出现保护不及时而被破坏和损毁的问题，非常值得期待。
国家文物局近年一直推进文保单位的活化利用，连续两年“乡村遗产酒店”评选，积极邀请和吸纳社会力量，参与人居型的文物保护与活化。云南大理喜林苑精品酒店，就是对国家重点文保单位“大理喜洲白族建筑群”中的杨品相府，进行活化利用。这栋建于1947年的白族建筑，现在是海外游客了解中国和白族的重要交流平台。
2019年，住建部发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加强贫困地区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建立健全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的传统村落保护协同机制”，特别提到要引导村民发挥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主体作用。同时鼓励科研院校、设计单位参与设计下乡，参与帮扶工作，加快培育本地传统建筑工匠队伍。这也给翁丁在人才及智力支援上指出了方向。
翁丁村，不仅有民族文化研究者来过，保护古村的志愿者来过，旅游规划的专家来过，对口的扶贫企业来过，演员、歌手等明星也来过。
胡歌为东航拍摄公益扶贫片来过。林永健拍电视剧《都是一家人》时，在翁丁村开的机。东方卫视《我们在行动》带着歌手张艺兴、演员张云龙来过，还给沧源当地茶企带来3000万扶贫大单（王万春 2019b）。
和同属“老屋拯救计划”的浙江松阳相比，知道翁丁村的人还不够多，参与翁丁村保护和发展建设的人还不够多。
要让翁丁真正“活”过来，不仅是保留遗址或重建建筑，重点应是帮助翁丁人重启翁丁村的文化内生动力。
第一步，从翁丁村灾后恢复生产、生活开始，让村民回到能够决定翁丁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主置上，不再仅是旅游公司的“打工人”和参与企业分红的小股东。
第二步，去景区化，避免翁丁村继续主题公园化。让翁丁村民回来，成为翁丁建设的主要力量，也不是简单回到村里上班，或回到老寨居住，这只是生活仪式的表演，并不具备文化认同意义上的凝聚力。翁定人回来，是为了重建家园，不是为了重建景区。
第三步，重塑翁丁的文化生态系统，由村民、政府、企业、专家、媒体、基金会、志愿者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建设。佤族“万物有灵”信仰是崇尚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民族智慧，在佤族村寨大火之后，也有村民互助传统，这不正是乡村振兴中需要的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么？修复传统村落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参与共建，是翁丁民族精神的延续，也是翁丁依然活着的力证。
陈华云（2019）认为，传统村落保护要避免6大错误：一要避免建筑上的城镇化和小区化，二要避免官员们在乡村建设中抱有处处为百姓决策、事事为百姓做主的“救世主”意识，摈弃片面求新、求洋、求快的政绩意识；三要避免建设机制上单纯的外因投入，要培育村民的自主性和爱护家园意识，为后期运营提供保障；四是不能让规划院、高校独立规划，要村民、民间工匠、艺术家、史学家共同参与；五是规划要强调生态问题、环境问题、有机农业问题、传统文化传承问题、村民自治问题；六是要尽量避免产业规划失误。
第四步，让翁丁村民生活富裕起来。沧源县搞旅游经济，产业是兴旺了，但不能只富了县里和旅游公司，村民得不到应有的实惠。
《奈良宣言》提出：“文化和遗址的多样性是跨时空存在的，需要得到各种文化和信仰的尊重。”如果说，世界遗产代表着人类文明普世价值，将文化福祉延泽后人，那么，中国传统村落也承载着丰富的中华民族价值，翁丁佤族村的民族智慧，也是我们的共同遗产。
保护传统村落，促进传统村落活化利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也需要全民共同努力。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传统村落保护是重要内容。
2006年 佤族神话《司岗里》，佤族木鼓舞、佤族甩发舞被云南省委、省政府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一批名录
2008年 被列为云南重点建设200 个旅游特色村，且是首批推进建设的50个村之一
2012年 翁丁村荣获“中国文化产业金鼎奖·十佳文化产业乡村”和“云南 30 佳最具魅力村寨”称号
2012年 翁丁村被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014年 翁丁村入围“中国避暑小镇榜100佳”，并入选“中国十大乡愁村庄”，云南首批 20 个最美观景拍摄点之一
2015年 翁丁村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旅游局列为“第三批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
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翁丁佤族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村建设项目.2009.
沧源先锋. 为新家园建设进度，班老乡党委会乡人民政府作出实行乡村组工作挂钩到户的决定. 2011.
沧源佤族自治县招商合作局. 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翁丁葫芦特色小镇. 2017.
陈炜,杨欣玲.云南沧源佤族司岗里摸你黑狂欢节保护性旅游开发研究[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1,28(1):11-16.
陈辞.云南传统节日的当代嬗变及对节庆产业的启示——以沧源县“摸你黑”节为例[J].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4,15(02):126-130.
陈云华. 关于城市化背景下云南古村落保护与发展情况的报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年会2019.
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俸琴.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原生态佤族村 翁丁村不断擦亮世界佤文化名片[J].民族大家庭,2019(03):37.
高文娟. 特殊环境下的人际交往状况研究——以旅游开发初期的翁丁为例[D] .云南大学，2008.
何梦飞. 翁丁佤族社区新民居的文化排异性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7.
刘宇.让阿佤山乡群众更幸福——沧源县“佤山幸福工程”建设掠影[J].云南党的生活,2013(02):14-15.
李映青 郭安菲 2013. 云南民族村与沧源县签署葫芦小镇合作协议.中国在线.
欧阳志勤. 这样做真的能够让翁丁的村民脱贫致富吗？2018.云南古村之友.
澎湃新闻. 云南翁丁拟获批为4A级景区，公示期内被质疑破坏原始风貌. 2019.
乔磊.真情实意满山乡——东航集团十八年精准扶贫结硕果[J].企业文明,2020(11):24-26.
申波.传统重构与族群身份认同——兼及中缅佤族木鼓乐舞历史变迁的逻辑叙事[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0(05):12-19.
许忠俊,文耀荣,赖庆奎.云南沧源翁丁村旅游开发策略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J].安徽农学通报,2020,26(14):149-150+167.
王万春. 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脱贫再进一步：百年古茶树的新前景.澎湃新闻.2019a.
王万春. 走进中国最后的原始部落：《我们在行动》带来三千万古茶订单. 2019b.
文定艳,张怡芳.翁丁古村落景观元素现状探析[J].美与时代(城市版),2019(12):72-73.
央视. 云南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翁丁：千年佤族村寨的旅游脱贫路.2020
杨军. 沧源翁丁山地佤寨的空间布局及形态分析[J].美与时代(城市版),2017(07):52-53.
杨家娣. 沧源县翁丁佤族文化生态村旅游开发研究. [D].云南师范大学, 2004.
杨家娣. 文化生态旅游村:佤族文化保护性开发的新模式——以沧源县翁丁村为例[J].思想战线.
杨海源. 沧源佤族的家屋与空间：以新村房屋重建为例[D].云南大学,2016.
殷雷. 云南民族村业务拓展进沧源 投资1.2亿元建精品葫芦小镇. 昆明市人民政府网.
采招网. 沧源县翁丁佤族传统村落居民建筑群文物本体修缮项目勘察设计.2018.
采招网.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翁丁村村落环境整治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利用方案设计招标公告.2019.
张巧运.浴“难”重生:一个羌族村寨灾难旅游和遗产旅游的案例研究[J].民俗研究,2014(01):58-67.
宗晓莲.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以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纳西族文化为例[D].广东:中山大学,2004.
中国政府采购网. 国家文物局传统村落中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保护与利用项目（“拯救老屋行动”）——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翁丁村特色村落保护项目承担机构遴选公开招标公告. 2017.
周庆,李立雄,欧阳志勤.原始部落翁丁古寨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S1):254-2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