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简称“专项计划”）。预计到2025年，累计培养不少于20万名现场工程师，累计不少于500所职业院校、1000家企业参加项目实施。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专项计划”主要面向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的数字化、智能化职业场景，面向人才紧缺技术岗位，通过汇总发布生产企业岗位需求，对接匹配职业教育优质资源，以中国特色学徒制为主要培养形式，多方合作培养一大批具备工匠精神，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善协作、能创新的现场工程师，建设一批现场工程师学院。
什么是现场工程师？实现2025年“20万、500所、1000家”的目标，需要破解哪些难题？
“现场工程师，也被称为现场应用工程师或现场技术负责人，是在生产、工程、管理、服务等一线岗位上，用科学技术创造性解决技术应用问题的复合型人才。”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高职研究所研究员周海英介绍，现场工程师主要负责项目现场过程中的交底工作，做好日常监督和现场管理，保障施工现场安全、质量、进度，落实项目现场标准化工作，属于基层技术管理范畴。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湖南省职业教育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郭广军以电子信息行业的现场工程师为例详细解释：“这类工程师要能够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分解转化理论知识，引导终端按照理论模型进行正确应用，解决终端的信息理解偏差，推进生产力实现更加准确高效转化。”
周海英列举了三个鲜明特点：一是工作流程有先后，二是工作范畴更宽泛，三是综合素养更全面。在工程项目中，现场工程师不仅要参与部分蓝图设计，更需要通过技术支持、工程管理、质量监督与售后服务等方式，在生产、工程、管理与服务环节下功夫，着力将设计蓝图变为现实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现场工程师不只是单一专业的技术人才，而是多种专业的复合人才。它介于研发人员与业务员之间，不仅要具备售前方案设计、技术引导与培训的能力，还要具备售后交流、安装、监督及市场引导、回馈的能力；不仅要有资深的产品知识和应用技术，也要有良好的客户维护能力与沟通技巧。”周海英表示。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潘海生介绍：“与研发工程师和设计工程师主要负责工程科学和工程设计相比，现场工程师更强调工程技术的应用、维护与管理，成为连接研发工程师、设计工程师和技术人才的重要桥梁。”
在周海英看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工程项目技术应用集成日趋复杂，产品升级加速迭代，培养能够现场解决实际问题的多专业复合人才，已成为企业提高效益的迫切需求。
潘海生从国家战略层面强调培养现场工程师的迫切与必要，“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全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唯有推进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和技术链深度融合，才能解决从1到N的‘卡脖子’技术难题。”
“现场工程师作为紧缺型工程技术人才，能够有效提供技术应用支持服务，增强企业高新技术转化能力，加快推进项目实施，提升产品开发进度，结合应用场景评估优化产品的工序、工艺，优化产品成本性价比，提升产品竞争力。”郭广军表示，加快培养现场工程师，“对于整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顶层设计之后，还需有一系列配套标准出台。“比如，目前现场工程师的实践体系需要予以更加清晰的界定与描述；现场工程师就业岗位标准与职业院校专业教学标准的对接转换，同样也是现场工程师培养亟须重视的问题。”潘海生提醒。
他表示，现场工程师培养离不开教材、培养模式和学校师资、企业师资、教学资源的保障，“如何充分应用已有教学资源，并及时开发相关资源，特别是加强企业师资和教学资源建设，成为当前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关键因素。”
时间紧，任务重。按照政策预期，到2025年，培养不少于20万名现场工程师，还需要迈过哪些坎儿？
“培养模式是这一计划的核心。”周海英指出，要尽快形成以中国特色学徒制为主的培养形式，校企共同制定和实施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专业课程体系、开发建设核心课程，通过试点实践，在有限时间内尽快形成成熟有效的培养模式。
“中国特色学徒制的关键，在于如何基于真实的生产项目开展。”潘海生补充，应积极推进现场工程师学院建设，校企签订学徒培养协议，明确学徒身份，享受相关待遇，将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用于学徒培养和员工职业教育，加快完善将“积极参与现场工程师学院建设的企业”作为产教融合型企业的认定制度。
郭广军也认为，现场工程师培养要着重把企业生产性环节及内容引入院校理论与实践教学，并把部分人才培养环节放到企业现场。“另外，还应加快本科层次现场工程师培养探索，推进四年制现场工程师培养。稳步发展职业本科大学（应用技术大学）和职业本科专业，培养高层次现场工程师，满足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对工程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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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建设”，是周海英强调的又一“关键词”。她表示，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需要具有教学能力的企业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等生产一线人员积极参与，与校内教师形成高水平、两栖式的双师团队，承担专业课程教学任务，指导岗位实践教学。
此外，加大政策供给也是专家们关注的要点之一。郭广军指出，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要落地见效、形成长效发展机制，就需加大对项目的政策支持和投入保障，充分调动企业和学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制定出台现场工程师培养定位、目标规格、师资队伍、实施条件、培养方案等方面指导性意见，明确产教融合现场工程师主体责任、义务、权利，明确组织机构、运行机制、投入保障和政策支持等，切实提升现场工程师培养政策供给水平。”
“企业与学校的作用都要发挥好，‘新’字不可或缺。”郭广军解释说，发挥企业重要主体作用，需要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人才培养新机制，突出服务企业现场工程师需求导向，严格遴选、精准发布现场工程师培养需求信息。发挥学校主体作用，则需进一步探索现场工程师学院新模式，创新学校与企业合作培养机制，实现共同招生、共同培养、共同管理、共同评价，促进就业、服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