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相关报道中的数据，我国城区常住人口在五百万以上的特大、超大型城市共有21个。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压力下，特大、超大型城市的医疗资源规划与高速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平衡变得十分容易被打破。在医疗资源配置上普遍存在体量不足、分布不均、质量不高的情况，在疫情反复中暴露出公共卫生资源容量有限、应急响应能力不足、平疫转换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这些地方政府都在审慎调查自身医疗资源配置后，纷纷上马“补短板”的医疗建设项目，全力补齐城市医疗处置能力与应急能力。基于提升公共卫生应急处置能力新建超大型医院是各大城市在建设中普遍采取的举措。
但是，超大型医院的规划设计是传统设计方法难以应对的。尤其是当下我国的医院建设受到疫情影响而加速，设计方案容易复制之前的经验，照搬传统的三段式布局，而忽略特定功能定位下的诊疗模式。同时，由于项目较少，很多设计单位并未参与过超大型医院的规划设计，导致设计单位对超大型医院的运营管理、学科发展、后勤供应的内在逻辑知之甚少。如果依靠方案设计团队边摸索边推进，在设计过程中方案变更频繁，试错的时间成本极高。因此，超大型医院的规划设计方法亟待创新。
超大型医院的准确定义在《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110-2021）中并没有明确指出。
结合建设标准并参考上文提到的中国城市的分类，将 1200~1500床的医院定义为大型医院、1500~2000床的医院定义为特大型医院、2000床及以上规模的医院定义为超大型医院。“大”“特大”“超大”体现了医院作为复杂系统的规模，有共性也有差异，在复杂性的深度及广度上，既有“量”的区别，也有“质”的变化。
从规模经济理论来看，规模扩大或产量增长引起固定成本的分摊变薄，导致成本不断下降。但从医院经营角度来看，事实并非如此。医院的医疗技术服务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具有独特的不确定性。医院床位规模如果过大，达到一定程度后长期平均成本将会增加，医院内部协调成本也将增加。同时医院规模过大势必增加固定资产和劳动力投入，由于劳动要素的成本开支较大，政府的补偿又不足，造成劳动要素投入产出比降低。医院固定资产的投入加大，不但增加了医院的固定成本，同时由于分级诊疗、取消药品加成等医改政策的深入，医院的盈利能力在降低，规模越大的医院，其经营财务风险也相对较高。《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提出：市办综合性医院床位数一般以800床左右为宜，原则上不超过1 200床；省办及以上综合性医院床位数一般以1000床左右为宜，原则上不超过1 500床。纲要对于超过1 500床的医院并无明确说明，对国家级医学中心与国家级区域医疗中心的要求也并未体现。
从建筑设计角度分析，超大型医院设计的复杂程度会随规模扩大而急剧增加，其医疗资源分配、交通流线组织、后勤物资供应、信息数据交换、能源供给方式都与传统医院设计有巨大差别。超大型医院不是简单的建筑体，而是与周边环境存在复杂关系的一套生态系统。同时，伴随城市化的发展，特大、超大型城市的中心往往难以满足超大规模医院的用地需要，超大型医院建设项目普遍选址于城市新区。因此在设计中要重点考虑区域的实际情况，例如区域人口数量、经济发展状况、居民的卫生服务需求、周边环境、区域定位等。
成都市某医院作为在疫情背景下建设的超大型医院，占地约400亩，拟建设建筑面积为650 000㎡，规划床位数为2450张。一期规划1000张床位，计划建设以呼吸系统疾病为主的“大专科、小综合”平台与感染疾病中心，并按照新冠肺炎疫情定点医院建设，使其功能具备平疫转换的能力，可作为成都市区域重大疫情救治基地。二期规划1450张床位，计划建设综合医疗平台与多个高水平专科中心。三期建设科研转化高地。该项目作为成都市市属医院中规模最大的建设项目，属于典型的超大型医院。
该项目地处成都的城市新区，区域内医疗需求不大，且用地周边大型配套设施欠缺，距离最近的服务配套中心超过一公里。2450床的超大型医院建成后，每日人流量预估高达6万人，其庞大的人流量与多样化的配套服务需求不亚于大型商业综合体，甚至其本身就是一座微型的城市。
超大型医院的医疗资源是按照传统的多段式布局集中设置，即门诊、医技、住院功能通过医疗街连接，还是以疾病为中心形成多个 “服务闭环”的医疗集群？
该项目用地宽阔，采用上述两种形式都能进行建设。集中布局有利于管理，但容易造成人流集中、效率不高、就诊体验差。分中心模式则与功能定位更契合，同时可实现人员分流，安全高效，但对医院的后勤供应、运营成本控制等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该项目用地约为400亩，东西长约800 m，南北长约300~400m，地块横跨两个街区，建设用地十分宽松。设计中除了考虑风向、日照、周边环境等基础因素之外，还要重点考虑总体规划、一期规模、分期方式、用地适配、运营难度五者之间的关系。虽然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达650 000 平方米，但由于前期功能定位与发展规划缺失，一期工程建设目标仅为重大疫情防控基地，建设规模为1000张床位。按照《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110-2021），一期建筑面积约为180 000~200 000平方米，这就导致一期建设规模与用地的适配性较差，严重影响项目一期建成后的效果。
该项目宽松的建设用地与较大的建设规模，在经历跨度较大的建设周期后极易导致无序建设。后期建设容易仅从建筑风格上实现整体统一，而忽略在医疗模式、交通物流、能源保障等方面的资源组织，使得超大型医院变成数个割裂的建筑集群，导致未来运营中的医院管理、医疗工艺流程、交通组织、后勤保障、二次施工组织等极其复杂且低效，继而留下巨大的运营管理隐患。
纵览当代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医院规划理论和方法，多为针对某一项医院发展矛盾提出的对策，例如：为满足医院长期扩张需求，英国的约翰·维克斯提出了“机变建筑”弹性规划理念；为使设施紧随医疗技术进步，日本和德国专家提出总体规划须定期更新的主张，以响应国家医疗服务组织模式的转变；荷兰实施“核心医院”规划理念，便于医院进行原址更新；澳大利亚学者简·卡西提出“可循环式”总平面规划理念；为了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英国提出了“医疗设施发展规划”模式。
面对该项目的设计挑战时，很难从既有的规划理论中寻找到适合的解决思路。因为该项目集中了多个复杂矛盾，任何单一矛盾的对策均难以解决其面临的问题。
设计团队在结合国内外优秀医院建设案例与自身多年医院建设经验后，提出“动态生长的共享资源组织”的解决策略，试图整合项目中的各种矛盾，跨界寻求解决思路并形成本次概念设计成果。
规模的激增导致超大型医院在规划结构上与传统医院设计相比发生了从“量”到“质”的变化。因此，资源组织方式是决定超大型医院设计的关键。
过去，传统的医院设计往往以大型医技平台为核心进行资源共享，但当医院规模变大、科室间水平移动距离较长时，医技资源的共享势必影响医院运营效率与患者就医体验。当医技资源变得难以共享时，医院诊疗模式将由门诊、医技、住院集中设置的传统诊疗模式向以疾病为核心的多中心诊疗模式转变，此时的医院将形成多个独立的服务闭环，每个中心内都具备相对独立的医技诊断能力。超大型医院的共享资源随之由大型医技平台转变成了集中的后勤保障、物资供应、能源供应、数据信息、服务配套甚至是绿化环境。超大型医院的这种资源组织模式可以理解为以保障型主干为核心、对外生长或者挂载多个医疗服务闭环的模式。
为实现以保障型主干为核心的资源组织形式，研究团队在该项目概念规划中提出了由“绿谷”与“管廊”构成的“绿廊共享系统”。
成都市作为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在大型项目中应该贯彻公园城市的理念，因此，该医院项目在用地中央的带状绿地中创建了一个“绿谷”式的服务综合体，由森林绿化疗愈空间、商业配套空间组成多元化服务体系，配置康复疗愈、餐饮休闲、药械超市、商品零售等功能，采用集中商业设施与分散商业设施相结合的模式实现患者与医护人员对商业配套设施的共享，解决周边配套设施欠缺的问题。
位于“绿谷”地下空间的是全院的中央后勤保障体系——管廊。借鉴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设计理念，在医院中央的地下建造一个隧道空间，将电力、通信、燃气、供热、给排水等各种工程管线集于一体，设置专门的检修口、吊装口和监测系统。在此基础上加入供大型货车停靠的物资供应平台、污物运输车辆通行的夹层通道以及后勤人员用房，将物资、能源、通信、物业等功能整合为一个平台，通过专用接口与各个医疗组团形成有机联系。综合管廊建成后将成为保证超大型医院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
“绿廊共享系统”作为超大型医院资源组织的核心支撑构件，不仅解决了医院物资供应、能源保障、服务配套等问题，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即使出现前期规划缺位的情况，依然能够使医院形成明确的规划结构，甚至可以直接划定未来各个分期建设的边界范围。“绿廊共享系统”在概念规划中采用整体规划、一次建设、统一管理、预埋接口的建设方式，在后续各分期建设时直接与其对接，可降低后期无序建设的概率、提高项目的容错性。
超大型医院的规划设计应该重视运营规划。该院作为成都市集中优势资源打造的医疗高地，一期工程主要作为区域重大疫情救治基地，中期将建立多个国家级重点专科，远期将形成集医、教、研、产为一体的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医疗机构。在运营规划上须要结合分期建设情况强调动态生长以及不同阶段功能的有机联系。
功能定位是运营规划的关键。该院的一期工程除了考虑重大疫情救治基地的职能以外，还应考虑疫情救治的配套设施、前期运营难度、后期建设的有序等因素，具体来说，应该结合定位考虑以下内容：首先，“绿廊共享系统”应该在一期形成；其次，从医院经营出发，须要考虑多级应急响应状态与“平疫结合”的建筑设计，在平时能够正常运营，在疫时能够迅速转化成疫情救治基地；最后，作为远离城市中心、缺乏配套设施、建于城市新区的大型疫情救治基地，须要考虑医护人员闭环管理配套用房。二、三期建设项目根据一期的经营情况动态生长，其生长的基础是“绿廊共享系统”，通过挂载模式进行有序扩建，最终形成一座由综合诊疗平台和多个独立的服务闭环组成的超大型医院。
医院建筑作为一种独特的建筑类型，有其特有的逻辑体系与结构范式。在超大型医院建设项目中，规划与设计是软件与硬件的关系：软件强调管理理念与顶层设计，即本案中的资源组织方式；硬件是建筑空间与技术措施，在本案中主要指“绿廊共享系统”。医院的动态生长则须要结合建设周期对功能规划、空间规划进行多维度综合考虑，即上文中的运营规划。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以“动态生长的共享资源组织”为解决策略的规划设计方案。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迎来医院建设的高峰，各地陆续出现超大型医院的建设需求。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疫情之下超大型医院建设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仅从设计任务书出发、依据国家技术标准进行设计是难以应对这些挑战的。超大型医院的建设需要各方并肩协作、跳出固有思路的束缚。
本文提出的解决策略尚待进一步落实以及时间的检验，目前仅作为超大型医院规划探索方面的抛砖引玉之言。QY球友会官网
